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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儿童团员--党史频道
发布日期:2019-07-27 15:29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彭富九(1918-2011),江西永新人,1928-1932年先后任乡、区儿童团团长,少共永新县委儿童局书记,1932年12月参加红军。建国后曾任总参谋部某部部长、第一政委,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,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  根据地人民热烈庆祝反“围剿”胜利,前排所站即为儿童团员。《解放军画报》资料室供图

  又到“六一”儿童节,一个充满幸福和欢笑的节日。我们不应忘记,80多年前有一群同样纯真可爱的孩子正在战火中淬炼成长。他们在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下,为巩固和建设苏区、推动革命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作用,创造了非凡的业绩。本文主人公彭富九将军就是当年的一名儿童团员,老人生动的讲述,再现了战争年代红色少年乐观向上、机智勇敢的音容笑貌。——编 者

  1918年,我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半自耕农家庭。家乡梅花村位于湘赣边界,距井冈山不到百里。

  我记事的时候,家有祖上传下来的几亩薄田,同时租种地主两亩水田,靠吃苦耐劳、勤俭节约尚可维持生计,然而全家被祖辈欠下的高利贷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  1927年冬的一个晚上,家人正围着灶火取暖,突然听到有人敲靠山的后门。开门一看,全家老小不禁大惊失色,原来是两个带枪的陌生人。身背驳壳枪的那位很和气地说:“请放心,我不是坏人,是来找彭福九和彭寿九的。”福九和寿九是我的两位堂兄。其时,我将满10岁,觉得这个人很神秘。

  此后,带驳壳枪的“神秘客人”不时到我家,一来二去,我便与他混熟了。有一回我提出要看他的驳壳枪,他摸着我的脑袋问:“小鬼,你几岁了,上学没有?”我壮着胆子反问:“你是不是山上的土匪?”他笑着把我抱到腿上:“我不是土匪,是为穷人办事的。”还开玩笑说:“你要说我是土匪,以后你长大了也会当这样的土匪。”

  后来我才知道,“神秘客人”叫刘作述,是永新早期武装斗争的领导人之一,后任红三军纵队政委,是黄公略军长非常器重的指挥员,而我的两位堂兄已是秘密中共党员,我家就是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点。我在附近几个村庄当中算是个孩子头,受父兄及族中多位革命骨干的影响,表现积极,被推选为乡儿童团团长,就此应验了刘作述同志当“土匪”的那句戏言。

  当年根据地有这样的规定:25岁至45岁的青壮年参加赤卫队,17岁至24岁的青年参加少先队,8岁至16岁的少年儿童参加儿童团(相当于现在的少先队)。

  苏区的共产儿童团诞生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当中,其基本成员是农村的苦孩子。团员们平日脖子上系一根红带子,每人一支木枪或一根“花棍”(加工过的木棍),这些“行头”都由自己家里准备,并无统一规格。我们曾要求像少先队一样配备铁头红缨枪,但苏维埃政府认为我们年龄太小,操练时容易伤及同伴,没有同意。

  那时山村孩子难得上学,集体活动对我们有很大吸引力,尤其男孩子天生喜欢军事游戏,有活动时招之即来,个个踊跃。因为读过几年书,我这个儿童团长还兼任过乡政府的文书,有空时喜欢练习吹号。

  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在1928年的春夏之交,袭击目标是30里外茶陵县高陇镇的挨户团。那天晚上,父亲带着我随游击队从梅花出发,翻山越岭抵达高陇民团的土围子。战斗一打响,游击队长便叫我吹号。第一次听到枪声,我紧张得浑身发抖,再加上走了几十里夜路很累,号怎么也吹不响。这个据点四周筑有坚固土墙,我们只有七八条枪,没能冲进去,还牺牲了1名游击队员。天将亮时队伍快速回撤,我困得实在走不动,是由父亲背回来的。